亚裔成美国取消大学招生多元化政策最大受益者

长期影响美国大学招生的“鼓励性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本意在于鼓励、帮助少数族裔申请者跨越教育资源竞争中的先天不平等，但是自施行以来却饱受批评者质疑。包括亚裔在内，批评者认为这其实是学校在进行“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给其他没有享受到这些待遇的族裔学生带来极大不公平。取消招生多元化政策，很有可能会扭转包括多年来在大学申请中存在的这种不公平情形。

　　“鼓励大学录取多样性”（Affirmative Action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政策产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背景下，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学校基于种族或者性别歧视学生。为防止招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歧视行为，各个学校逐渐开始推行鼓励性政策（affirmative policies），这项政策是指在招生过程中对女性（women）、少数族裔（racial minorities）以及历史上其他曾经被隔离过的群体（members of other historically excluded groups）给予特殊考虑（special consideration）。


　　即便此项政策按照规定应当适用于包括亚裔的所有少数族群，但是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与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申请者相比，亚裔学生通常要考取更高的SAT分数才能被哈佛或者其他精英学校（elite universities）录取，哈佛招生委员会也会经常性的在录取过程中给亚裔学生的主观评分项目（subjective rating categories）打更低的分数。

　　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者还发现，亚裔申请者被这些精英学校的商学院录取的几率是白人学生的三分之二，也远低于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学生。如果一个学生恰好是亚裔，这就意味着在申请过程中他的SAT分数会被客观性的“扣掉”50分；亚裔背景不但没有帮助申请者获得顶级名校的入场券，反而还加剧了亚裔学生在申请常春藤名校时的劣势。


　　与此同时，美国亚裔学生在申请时还面临着另一个障碍——基于家族因素的录取（legacy admissions）。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研究发现，如果申请者的一方父母是该校校友，那么这个学生的录取几率是其他学生的七倍之多。富裕的白人学生压倒性的成为了基于家族因素的录取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申请常春藤名校时得以充分利用家族纽带因素帮助他们在与其他族群特别是亚裔学生的竞争中获胜。根据Harvard Crimson公布的数据，2017年录取的学生中有52.1%为白人学生，仅有23.8%为亚裔；超过29%的学生都是凭借家族因素录取的。

　　而近日来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更迭也可能将左右大学录取种族多样化这项政策的命运。即将退休的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曾在2016年费希尔诉得克萨斯大学案（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一案中与自由派大法官们站在了一边，最终以4:3的结果判决费希尔（Fisher）败诉。此案的结案意见指出，“得克萨斯大学在录取过程中依照的“教育多元性”（education diversity）标准，并没有规定录取学生的种族配额，也没有违背多元化的本身内涵”。随着肯尼迪大法官退休，最高法院在未来判决中针对“鼓励性政策”（affirmative actions）和“教育多元化”（education diversity）的态度与立场可能会面临转向，保守派会借此机会重塑美国大学教育的招生标准与体系。

　　特朗普政府如若彻底取消施行多年的大学录取种族多样性政策，这或许将扫清优异成绩的亚裔学生在申请精英学校时的最大障碍之一，从而极大地提升亚裔学生在申请时的优势和整个美国大学申请制度的公平、公开。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最高法院或将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公平性与未来政策走向，这对亚裔学生的申请之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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