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中国式冷漠的根源

强调内心道德的真实性，不愿作“唯唯诺诺的灵魂”，一方面可能导致完全放弃道德的实践，因为此时的内心“选择自由”可能因道德实践成本高昂而选择逃避，也可能会一己的道德良知彰显而成就一位道德圣徒。因为强调内心，其实就将私人领域的道德通过良知的自我确认直接转换到社会公德层面。所以在国人的心目中，私德和公德往往很难区分。但是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感是知行断裂的，要么就是超级英雄，要么就是键盘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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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写到这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敲门声，我恍惚间对着门外大声喊道：“轻一点！”开门一看，原来是送EMS的大叔，压抑住心中的波涛汹涌，接过快递时，仍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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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5 o/ w$ s, J# D7 L; l; q/ [+ F说“谢谢”，其实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和当时的内心情绪大概并不对应，但是身体的习惯让我在这样的场景会自然地以“礼”应对。此时的我是否不该压抑自己那颗“唯唯诺诺的灵魂”？还是可以放飞自我，和那位快递员怼回去？

或许，在社会公德层面，“礼”是一种形式的自律和训练，让我们的心魔不至于随心情动荡而轻易示现。接过快递，深刻反省自己，所幸平常有“礼”的自我训练，而没有在此电光火石之间让自己的内心展现出它的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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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礼”不仅仅是等级秩序的展现，而且有社会公德的训练功能，更有在陌生社会中强制性地互相连接和相互尊重的作用，而这些都是转型中国社会中最为缺乏的公共规范。尤其是当政治性的礼仪越来越局限在少数领域时，社会层面的“礼”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以至于，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往往又是容易破碎的。因此，陌生人之间难建互信，熟人之间则过于随意，如此的两极化如果不是身处其中，还真觉得中国人的内心足够“变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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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礼往往会仍然以星火的方式存于野。这两天正好网络上一则新闻非常热，一位福建莆田的司机在人行道前看见一位老人穿越马路，便提前减速，好让这位老人顺利通过。这位老人见此情况，向司机脱帽致意，全然一派古风，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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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7 u% B) n* R$ D) }( e; p: s新闻图片：司机斑马线礼让过马路老人，老人脱帽鞠躬致谢


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强调个性与自由的时代，大家都过度的关注“自我”的感受，就算心存善意，也似乎越来越羞于表达，这种行善的“尴尬”与“不自然”，正是我们越来越不熟悉“礼”的原因。见面点头，互致问候，看上去似乎有些冗余，但是这却让我们慢慢地习惯以“身体语言”表达对他人的善意与尊重，就算我们内心当时不是如此作想，那又何妨呢？

所以，当我们去观察邻国的礼仪时，我们往往喜欢看到它的繁缛与等级秩序，而看不到它所发挥的作用是何其深远。尤其是现代日本社会中的“礼”也已经顺应时代而有许多的改变，传统精英性格的“礼节”也在削弱，也大有年轻人不满所谓的“唯唯诺诺的灵魂”，试图打破这背后的权力关系。但就算是以挑战上司而获得追捧的日剧——《半泽直树》，里面照样充满着各种夸张的“礼节”——跪拜与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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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等级秩序却也要依靠“礼”去展现，这大概更能证明在日本社会中，“礼”是何其的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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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多人会延续五四以来对于“礼教”的批判，认为明清以来的“礼教”实为吃人之教。这个问题涉及历史的分析，此处不能赘述，但可以指出的是，明代的礼教其实较为开放，著名的明人謝肇淛的笔记《五杂俎》里就记载，明代妇人再嫁“无禁焉”，通奸之人也只是“罪止于杖”而已。清代“礼教”大兴，甚至惹得大儒戴震都要为“情欲”一番正名，足以说明清代礼教才是始作俑者，其因何在？史家当可深思。因此，五四所批判的“礼教杀人说”实有翻盘论断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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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十年，我们听到过太多追求“自由”的呼吁，诚然令人鼓舞，但是在这背后，却往往忽视了社会层面对于秩序的渴求，但是权利自由的稀缺却让我们对于任何带有强迫性的规范都有一种警惕。所以在我们内心深处，会对一切的形式规范都有某种天然的怀疑与不满，最终只能退缩到自我的内心深处，只求内心的道德良知自证，而不再指望任何政治、社会层面的仪式与规范，甚至觉得后者本身就带有压抑自由的“原罪”，而“礼”也自然成为了其中的替罪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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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就是今天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所在。

謝謝，希望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