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将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0 ~6 P" z* d2 S x! T* r+ O8 e3 {, O1 m. z
5 S- K( j# M9 u( f# ^# V8 b4 T$ H 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其实就是指1945年后，在美国领导下产生的一系列组织机构、体系规则的集合。中国是许多重要国际机构的创始成员，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但其他组织中国没有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只是在2001年。目前它已经是G20成员国，但不属于G7。除此之外，中国参与许多地区组织，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东亚峰会。2 L3 `! k8 _. h, V
3 E, }& d! o8 f, E8 S7 l; U6 B' w 在多边条约方面，中国的参与历史很复杂。1968年的防核扩散条约将中国列入五大有核国家，但中国直到1992年才承认该条约。中国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谈判中表现活跃，但也是在1996年才承认该协定。毫无意外的是，随着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对于某一标准的支持也会产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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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N W1 q' T; N4 c2 U- a( g1 E 美国对于国际制度及规范的设计、扩充和执行非常严格，不过中国也帮助建立了许多规定，在修订国际标准中扮演的角色也一直在变化。中国并不孤立于这个体系，中国外长王毅还曾在2015年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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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 p" X/ a 中国在联合国曾经是个相当中立的国家，经常放弃投票。但这种被动的局面有了改变，中国把向联合国捐赠的经费增加三倍，部署维和部队，在安理会中也表现得更加坚定。7 b! M3 F; R7 H# M# M) S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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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崛起，它意识到核扩散与国家利益相悖，因此对于防止核扩散也有了行动。中国支持P5+1谈判，并同意联合国对朝鲜核导弹计划的制裁。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也展现了其领导力。可以看出，愈加强大的中国对现有成形的国际秩序不会只是简单地抗拒，而是积极地以实现中国利益为目标对其进行强化和塑造。. H# d; A6 V9 P) t) s+ G! A' ?' |5 B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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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赢得繁荣，同时试图将其从美国主导转变为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中国在世贸组织中角色鲜明，同时还积极建设区域性贸易。中国寻求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制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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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方面，中国绕过世界银行，双边地给发展中国家贷款，而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理政情况和透明度。中国建立亚投行，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开发银行，支持新兴经济体。这两个机构都可能替代世界银行和亚开行。* ~- S( n9 Y# Q) l7 s8 I
1 g- H4 L2 G4 Z: F3 T; \ 北京还试图将人民币国际化，并且在2015年底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使得人民币同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一样“入篮”，甚至将改变国际货币制度。总之，中国追随全球经济秩序，但又试图从内部改善其规则，从外部寻求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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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 Q1 C1 U$ V4 A. ?7 E 在周边区域，北京通常会减少外界影响并确保自身利益，有时不惜打破现存规则。2001年，中国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目标在于使中亚非军事化。在明确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同时，人们认为它还有限制美国在中亚影响力的目的。2014年的亚信会议（CICA）上，习近平呼吁亚洲的安全应由亚洲自己维系。这被看作是对美国区域安全体系的抨击，也显示了现存体系会被取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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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2 }. i4 x( `( t% C+ l3 \ C% H# x 国际秩序改变中的中美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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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国的利益，现有的国际秩序值得保留和延续。那么美国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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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北京在亚洲范围内会采取与国际体系和规则不尽相同的做法，但在全球范围内则不会。越靠近则越会抗拒现有规则。同时，在亚洲内部，中国也更倾向于寻找现有秩序的替代品，比如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美国应懂得，基于利益，中国会反对区域规则，同时支持全球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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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多数时候不是要完全更换现有制度，而是做出重新解读。因此，美国只需利用盟友的力量加固现有规则，并强调北京的反对会限制他们的影响力。( `' W/ |: ]' P/ w0 D7 R6 y7 r6 U* L
3 t# Z& c( Y6 t 第三，中国建立现有机构的替代品，但美国不应采取反对态度。比如亚投行，美国应该致力于促进它的透明度并提高借贷标准。同样，“一带一路”的实施会在中亚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这其实与美国的利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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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尚未有明确规定制定的领域，比如网络安全和外太空，中美必然将进行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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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建议，美国总统候选人及其顾问应当为支撑现存世界秩序献计献策，或者在必要时对其进行重塑，使其能够继续维持另一个70年。有效而持久的美国领导地位需要决策者们接受与中国关系的新常态。中国将会在一些领域给予合作，在另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下一届美国政府应当与中国在气候变化上合作，塑造北京主导的新兴经济组织，同时在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上保持强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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