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量级卧底社会学家:穷忙族为何越忙越穷

如果说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是最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反对者一定不少；但若说她是最家喻户晓的美国社会学家，却并不夸张。《我在底层的生活》英文版问世于 2001年，但时至今日，在美国任何一家书店的显眼位置仍能看见这本书。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解法案》，对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项法案对那些有工作但只领取底薪的“穷忙族”有何影响？艾伦瑞克决定亲自体验一番。






　　《我在底层的生活》（[美]芭芭拉·艾伦瑞克著，林家瑄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第一版，264页，32.00元）

　　艾伦瑞克何许人也？1968年获得洛克菲勒大学细胞免疫学博士学位后，她选择离开象牙塔，在纽约市政府工作一段时间后投身人权运动，成为许多社会倡议组织的创始人、领袖或智囊，并撰写了大量报刊专栏文章。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伦瑞克已跻身美国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列。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她出版了十八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包括这本使她名声大噪的书在内，她的著作剖析性别歧视、收入差距、医疗改革等现实问题。2009年，美国社会学会将社会议题报道年度大奖颁给艾伦瑞克，标志着社会学界对这位未受过正规社会学训练的生物学博士的正式认可。

　　艾伦瑞克给自己定下了几项原则。第一，不选对她的教育和工作经验来说过于简单的工作。第二，尽量寻找并保住薪水最高的工作。第三，在保证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寻找最便宜的住所。第四，排除流落街头选项，一旦无力支付房租，立即叫停计划。1998年春末，五十六岁的艾伦瑞克打点行李，离开舒适的别墅，以仅读过三年大学（这属于伪装），急需工作糊口的离婚白人妇女身份（“离婚白人妇女”属于事实），开始她的“卧底”之旅。

　　艾伦瑞克选了地理位置、文化、经济与人口结构都大不相同的三个实验点，在每个地方各工作了一个月。她寻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够支付廉价住所下个月的房租。这并非“出生入死的‘卧底’冒险经历”，作者强调，“我做的事几乎任何人都做得出来：找到工作，把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为出，使收支平衡。事实上，这正是几百万名美国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既没有号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没有像我一样怕得发抖。”

首站是离家不远的佛罗里达州西屿市，一个以阳光和海滩而著称的旅游胜地。艾伦瑞克的盘算是，如果她能拿到招工广告上所说的七美元时薪，就能租上月租五百美元的房子，这样每个月就能有四五百美元购买食物和汽油。报纸上的招工广告很多，艾伦瑞克信心满怀地填写了约二十份超市售货员和餐馆、旅店服务员申请表，三天内却没有任何回应。她的第一个发现是，招工广告并不可靠，它们往往是雇主的策略，意在需要雇人时有足够的替补人选。

　　艾伦瑞克最终在一家平价家庭餐厅觅得服务员工作。工作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薪水每小时二点四三美元再加小费。为了减轻房租压力，她在开车单程四十五分钟的较远处找到住所，月租五百美元。同事的住宿状况也不比她好。一位女服务生和一名她并不喜欢的男性在廉价旅馆合租一个房间，每周租金两百五十美元；另一名怀孕六个月的女服务生被男友抛弃，和母亲住在一起；第三名女服务生和男友每周付一百七十美元租一间单人拖车屋；一位厨师和女友绝望地想逃离和另外两个毫无关系的人合租的两室公寓；时薪最高的一位员工住在拖车屋中，每月付四百美元停车费。

　　“你叫我从哪里凑出一个月的租金和押金去租公寓？”这是同事的普遍反应。原来，艾伦瑞克忘记了一点，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一千三百美元“启动资金”对他们来说纯属奢望。“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理财方法能让穷人维持生活”，艾伦瑞克意识到，“反之，却有一大堆特殊开支要付。若你无法凑出两个月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按周付高价去租一个房间。若你只租到一间房间，最多不过有个小保温盘，也就无法煮能吃上一整周的大锅扁豆来省钱。”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去年在纽约寻找住所时的窘境：唯一有房可租的廉价公寓却要求提供年薪十二万美元的证明以及三个月房租的预付款，银行存款不足一万美元的我只有默默离开。不仅如此，因为无力购买医疗保险，一旦生病，这些员工连看医生甚至买抗生素的钱都出不起。



　　西屿市的观光业随着酷夏高温的到来而缩水，艾伦瑞克的时薪也从七美元降至五点一五美元。为了在月底支付房租，唯有找第二份工作。在一家连锁餐厅找到另一份服务员职位后，她的工作日程变为从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在连锁餐厅负责早餐到午餐时段，之后在几分钟内吃完从快餐店买来的午餐，立刻赶至家庭餐厅，从下午两点十分工作至晚上十点。但在几天后，自认健康的艾伦瑞克发现自己实在无法承担每天十四小时的连续体力劳动，尤其是餐馆定下的即使没有客人也不准休息或吃东西的规矩。在将早班工作换为旅馆服务员后的第一天，艾伦瑞克在连锁餐馆晚间人潮来袭时彻底认输，辞职不干。她未能通过第一个月的“穷忙族”测试。

　　艾伦瑞克的第二站是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缅因州波特兰市。她在夏天来到这里，开始了擦擦抹抹之旅。尽管招工广告众多，但经济学供需规律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时薪仍旧维持在六至七美元。为了支付房租，艾伦瑞克又一次干起了两份工作：全职女佣以及阿兹海默症疗养院的周末饮食助手。

　　女佣公司每人每小时收费二十五美元，但女佣本人只能拿到六点六五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每天五分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饿得头昏眼花的女员工，智齿疼痛却没钱看牙医的女佣，买不起八十九美分汽水的同事。无人承担得起独居的成本，所有人都和同一个屋檐下的人“组成形式上的家庭”。“他们的生活就算不用悲惨来形容，说是非常捉襟见肘也不为过”，贫困状况令人触目惊心。更有甚者，这些工作毫无尊严可言。女佣公司禁止使用海绵拖把，因为匍匐在地的清洁方式是其卖点，更不用说顾客对女佣防贼式的警戒。回到住所后，受尽屈辱的艾伦瑞克站在淋浴喷头下，足足淋了十分钟水，因为此刻，只有这些付了钱的水是她的。

　　一周之后，问题来了。艾伦瑞克并没有领到第一周的女佣薪水，因为公司为了防止员工第二周不来，将第一周薪水扣到员工离职时才发放。因为旅游季尚未结束，房租也高于谈定价格，再加上购买厨具和日用品的开销，她发现唯有寻求救济。经过七十分钟的电话和开车时间，再扣掉两点八美元的电话费，艾伦瑞克终于得到价值七点零二美元的食物。换言之，时薪三点六三美元。



　　最后一站是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同样，找一个负担得起的住所成为巨大的挑战。艾伦瑞克终于发现，低收入者住房难是全国性危机。官方对贫困的度量以家庭食物支出为标准，但食物价格相对稳定，真正飙升的是住房费用。1999年，食物成本只占美国家庭预算的百分之十六，住房开销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七。在朋友处借住几天后，艾伦瑞克搬进了一家乌烟瘴气的汽车旅馆。经过屈辱的尿检和其他测试，她在沃尔玛找到了一份时薪七美元的卖场工作。但在寻找第二份工作和更便宜住所的尝试皆告失败后，艾伦瑞克的明尼苏达之旅狼狈收场。在沃尔玛，她最大的感受是，卖场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这里的员工没有抱怨，没有反抗，也感受不到其他世界的存在，每天将被顾客蹂躏的衣服重新整理和上架就是她们的生活。“你真正卖掉的，是自己的生命”，艾伦瑞克如此感叹。

　　三个月的“穷忙族”卧底之旅，艾伦瑞克发现，即使是身兼两份工作的人，薪水仍不足以支付房租。一方面，房租对市场极度敏感，富人购房抬高房价后，穷人若不愿意长距离通勤，就只有支付昂贵的房租。但与此同时，最底层的工资却一直不见起色。雇主宁愿提供免费餐点、交通车和购物折扣，也不愿加薪，因为薪水不易降低，其他福利却可随时取消。在政府公共住房支出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底层生活的艰辛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为什么不见员工的反抗？艾伦瑞克的经历告诉我们，人越穷，行动力越有限。除了必须有车这些实际限制，换工作远比想象麻烦。用她的话说，“你往往不愿意拿已经认识的恶魔跟不认识的恶魔换”。不仅如此，由于底层劳工的信息不畅和雇主的刻意隐瞒，工资信息往往成为口耳相传的秘密。

　　“羞愧”，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感受！艾伦瑞克向社会发出控诉。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号称史上最繁荣，但在这样一个富足丰裕的社会，无数身兼两份工作的劳动者却连像样的房子都住不起。穷人可以从电视和杂志封面上看见富人；富人却对穷人的生活一无所知，仿佛他们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2004年，美国社会学会会长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号召社会学家们重拾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关注公共议题，面向公众写作。《我在底层的生活》正是公共社会学的杰出代表。如作者所言：“整天坐在书桌前不只是一项特权，更是一项责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本书存在可商榷之处，如缺乏随机化处理，书中穿插的评论（如对基督教会的嘲讽）以及作者的某些决策（例如在明尼苏达舍弃了一份更高薪的工作）让人不免对其最终结论产生质疑（重复类似实验者不乏其人，但结论不一），但它对“穷忙族”活灵活现的展示却足以传世。虽然处在不同的社会，中国读者同样不会对书中的故事感到陌生，毕竟，我们也有穷人，我们也有边缘群体，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我也借此机会向社会学同行发出倡议，真实生活是最好的社会学数据，不要怕弄脏手，到生活中去做调研吧！

不可思议

好人必有好报

自讨苦吃

喋喋不休

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