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健康问题上美国没向欧洲学习,债务失控只是时间问题
在财政健康的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像平常那样向欧洲学习。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政府比美国政府债务更多一些。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债务囤积的速度比其他七国集团更快，以致于它现在所负担的债务跟欧洲每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一样糟糕。如果根据当前的预测，到2040年相对G7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将是除了日本之外负担债务最重的国家，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欧洲最大的政策转变之一是削减公共养老金，由于退休人员越来越多，此前养老金一直飙升的。现在大部分的改革都得益于一些自动控制成本的措施。例如，在德国，随着纳税人的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下降，收益将会降低。在意大利，退休年龄将会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而上涨，而法国养老金系统将部分受物价通胀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变化都是由于到2040年以前巨大的开支削减，法国大约为30%，德国40%和意大利大约50%。
在医疗保健方面，对于大多数政府来说是另一较大的成本支出，欧洲在解决这一问题也做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意大预计在公共医疗费用方面几乎没有增长，除了不可避免的人口老龄化的成本之外。相比之下，预计相对G7国家来说，美国卫生保健成本将是最高的，不成比例的增长将是可以预防的，但美国这一成本却螺旋上涨，或者说他们在为病人提供他们不需要提供的服务。
到目前为止，美国同样不愿做出艰难的决定，即使美国实施这些决策实际上比欧洲更容易。美国人口是年轻。而美国普遍年长的人群是富裕的，退休后，他们有更多的私人储蓄，可以减少对公共养老金的依赖。因此美国也有更多的空间来提高税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比在欧洲要低得多。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增长比几乎每个G7国家都强劲。
但美国公众没有心思理会这一艰难的预算决策。民意调查一致显示，虽然美国人支持预算平衡，反对大部分具体的措施，比如削减社保或医保，或增长税收等，这些都是促使预算平衡的措施。相比之下，欧洲公众普遍认为，未来养老金必须缩减。
围绕债务上限边缘政策和对联邦债务唱高调的争论，是国会和总统设法完成的任务，成绩不多但造成了太多伤害。在短期内削减债务措施弥补了赤字缺口，抑制经济，但并没有削弱长期债务问题。针对可自由支配开支的全面削减有所下降，损害联邦预算的一小部分，但促进经济增长，特别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研究等方面。改变福利和税收是平衡预算的唯一方法。
有一个暂时还没实施的解决方案叫FY15预算提案，是由总统提交的。另外众议院共和党人也提出了温和的长期债务的方案。这两个方案都同意控制严重医疗保险成本的必要性。但由于触动社会保障，奥巴马甚至在之前的预算方案里取消了社会保障改革的提议。与此同时，共和党的方案将要进一步削减可自由支配开支。奥巴马的方案是依赖于税收的大幅提高，而这时众议院共和党人坚决反对的。但即使华盛顿精英能就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最大的挑战将是得到美国公众普遍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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